政治局势

亚当·图兹谈2008年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

亚当·图兹谈2008年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

亚当·图兹(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这场金融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堪比1929年那场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大萧条。然而,由于中美等主要国家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已度过危机,恢复增长。一方面,这场危机似乎没有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致命冲击:十年之后,中国在危机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美国的全球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改变,而美元体系的全球地位则更稳固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全球性危机并未按照美国观察家料想的那样,起源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东亚各国的“过度储蓄”,而是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国际美元货币市场这两个西方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从政治影响来看,这场危机还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政治的重大事件,从特朗普的崛起到英国退欧危机,从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争端到西方今天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都是这场金融地震在欧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余震。那么这场危机的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在历史和当下语境中认识它?我们一般人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针对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亚当·图兹(Adam Tooze)教授2018年7月在企鹅兰登公司出版了《崩溃:十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Crashed: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is Changed the World) 一书,凭借该书,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颁发的2019年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 (Lionel Gelber Prize)。图兹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Kathryn and Shelby Cullom Davis 讲座教授暨欧洲研究所主任,专攻现代德国、欧洲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史,先后著有《统计与德国国家:现代经济知识的建立,1900-1945》《毁灭的代价:纳粹德国经济的建立和崩溃》与《大洪水:一战、美国和世界秩序的重塑,1916-1931》,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将丰富的史料与精密的分析、精深的理论修养与深刻的现实关怀融为一炉,尤其擅长探索历史和当下各种趋势及其背后的理论问题。在此次访谈中,图兹教授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精力写这样一本非常“当代”的历史,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反思,以及对当下的中国、美国和欧洲经济有哪些思考。

亚当·图兹谈2008年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

《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
您最近出版的《崩溃》广受赞誉。这本书用崭新的方式全方位地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威叙述。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在这本书问世以前,您是以德国史专家闻名于世的。
图兹:是的,我最初是研究德国的历史学者。但我逐渐感到,从十九世纪,甚至可以说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更广泛的全球背景隔离开来研究,变得越来越徒劳。至于二十世纪就更不必说了,历史的发展肯定是全球性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全球格局影响了现代国家的方方面面。我跟我这一代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在学术生涯开始阶段做的还是国别史。因此,我得承认我最初的历史研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比较狭隘。自那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向外发展。比如我的第二本书《毁灭的代价》(The Wages of Destruction)就强烈地关注希特勒对美国的思考。我甚至可以说,我第一本关于德国统计的专著其实也尝试着在全球比较背景下考察德国统计的发展。我最近的两本书当然是采取了全球框架,不过我很乐意承认我使用的框架的远不够全面。我对一再留在我的叙述以外的地区和人民感到抱歉。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涉及更广泛的国际背景。

亚当·图兹谈2008年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

《毁灭的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您成为一名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学家?这本书的方法和视角与您早期对德国军事及全球外交史的研究完全不同。
图兹:我一直感兴趣的其实是现代世界权力的各个不同方面。你知道,《崩溃》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我们如何误解权力,以及权力实际上如何运作的历史。因此,本书开头就提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况。在千禧年初,美国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和顾问一直在预测危机。他们对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深表关切,预判中国崛起将导致美国陷入危机:中国积累了大量对美国的债权,而中国人将会在某一天抛售美元,导致美国利率飙升。虽然这场想象中的危机在二十年后依然笼罩着我们,但是这完全不是2008年那场实际发生的金融危机。
这种危机感在当下的特朗普时代只怕是更深了。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有如此深的焦虑?中国实际上是美国主导体系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密切相关,虽然跟全球金融体系关联还没那么深。如果中国已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融入了全球体系,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样的焦虑?
图兹:我认为这种忧虑在不同的层面运作。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霸权,自然会对自身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程度之深感到不安。当然,你可以说,这种依赖其实是一个衡量美国权力的标准,因为只有霸权国家可以用本币借钱和还钱。但当人们了解这种依赖程度有多深时,它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紧张局势。毕竟,这种依赖性根本上是由于美国的贸易和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而财政收支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是共和党人特别坚持减税。所以,这种依赖令人担忧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对外国的依赖,而且在于它体现了国内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
但我们必须加上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关于中国的特殊因素。对西方而言,中国遥远、陌生、令人费解,而且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或者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被纳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但美国人担心这个体系的权力格局正在转变。这种形势变化不是由外而内的,比如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当时苏联和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相互平衡,但二者几乎没有其他内在联系。中国崛起的颠覆性的意义更多在于,中国是从系统内部改变了权力格局。时至今日,美国人对此当然深怀焦虑。
虽然您这本书只有两章与中国密切相关,您对中国经济运作的实际掌握和分析见解依然令我感到惊讶。您能简单地描述一下转型如何改变中国及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吗?
图兹:西方人通常错误地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出口,或是简单意义上地由出口来驱动。当然,中国经济确实从出口经济和技术学习中受益匪浅。然而就其主要动力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是由国内力量驱动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部门造成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政府对此反应敏捷,而应对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支出与私人活动之间,以及政府决策与政策性银行活动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模糊的,以至于能够给出西方前所未见的巨型信贷刺激。当然,这些措施的确也导致了信贷泡沫。在西欧市场的疲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出口暴跌的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再平衡。危机前几年的2007 、2008年,至少在数量上说,中国达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高潮(虽然在新技术的某些领域可能不是这样)。从那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不仅放缓了增长速度,而且其增长来源也以国内需求为中心。这确实标志着一种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权力的再平衡。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的优先事项,而这些优先事项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再平衡正好相对应。这种再平衡不一定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设想的那种对投资过热以及重工业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的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2008年的危机往往加剧了中国经济中某些负面和不平衡的因素。但至少在出口和经常账户方面,2008年显然标志着中国经济的转变时刻。
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在2008年之后如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许是过去两百年来的第一次。
图兹:是的,2008年的确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力的时刻到来。正如你所说,这可以象征性地看作一个转型时刻,也是对世界经济常态的一种回归——当然,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与我们以往熟悉的非常不同,在许多基本方面,它更类似于十八世纪和早期十九世纪的世界体系,那时亚洲的巨型经济体还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大部分地区的中心。这背后的逻辑正是中国经济指数式的增长。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增长率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增长率比今天更快,但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比现在小得多。实际上,就世界经济的许多方面而言,无论是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还是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出,中国经济的规模之庞大,足以说明它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让我们回到《崩溃》。这本书的主角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大型全球战略性重要银行(globall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anks)。它们完全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而监管它们的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机构。因此,我们以前思考世界经济的那些经济学模型,在这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起作用。在全球经济的条件下,它们即使不是完全无用的,至少也是先天不足的。您这本书倡导我们采用一套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即所谓的宏观金融理论(macrofinance theory)。它涵盖了主流经济学未涵盖的领域。您能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个新的学派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吗?它关于全球金融的理论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图兹:我们刚才谈到西方观察家如何着迷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谓的威胁和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让他们得以保留旧的分析框架,因为中国还有汇率以及资本的严密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点使中国经济神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使得让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正当性。实际上,至少在危机之前,西方观察家不仅仅是在学术上,而且在实践上仍然将各国经济都看作国家单位,认为它们受制于货币流动的国家管控。而西方观察家所延续关于中国的旧有思维方式,事实上已经过时。过时的原因正在于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大规模跨国组织所推动的全球化。事实上,虽然在我们的批判思维和话语中,对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力量的讨论早已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并没有调整我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以及统计方法,因而并不能很好地分析和描述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展示了,至少在金融领域(当然可以在其他多个领域得出类似结论),如果你专注于国民生产总值,只关注贸易顺差或逆差,那你就根本无法理解危机是如何展开的。比如,像德国这样贸易顺差的国家,其银行业仍然陷入了巨大困境。韩国是出口驱动型、高度工业化的制造业国家的典范,其金融业仍然在危机中濒临崩溃。这是因为德国和韩国的金融业一直以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方式密集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它们已经从根本上依赖于美元融资市场,而美元融资窗口恰恰在金融危机中关闭了。因此,那些看起来健康的国民经济体之中,却寄生着极其脆弱的私营部门,实在是一种讽刺。这也是我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也早就应该对它足够了解,然而危机一来,各国政府争先恐后采取的应对方法,却往往是延续过时的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对中国的忧虑,也激励了这些过时的做法。
这真的很讽刺。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全球化,每个人都在努力撰写全球历史或进行全球比较研究。而我们的认知仍然落后于全球化的实践。
图兹:正是这样。因此,回到你提到的宏观金融理论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我想开玩笑说,这是一个经济学跟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刻。经济学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全球经济是由大型金融公司主导的。所以,让我们认真研究这些公司吧!
宏观金融理论的作用是通过全球最大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系统地重新描述国际经济。今天,这种重新描述意味着你既不再关注国家经济,也不再关注无数小公司构成的完美市场——而是关注十五到三十个主要的全球金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来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这就是宏观金融研究的主旨。想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不同的数据库,而拥有这个数据库的机构正是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Settlement)。实际上,在国际清算银行,我们目睹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制定模式的问世,这就是宏观凭证经济决策(macro-credential policy-making)。我们看到,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对象不再是国民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方便、迂回的抽象数据,而是摩根大通、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活动和风险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浏览过本文章的用户还浏览过
  • [第五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转型过渡期的世界

    用自己的话语解释世界(信息快递) ——第五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述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转型过渡期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近日在北京举行。 与会者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 [详细]

  • 持续强降雨致江西赣江水位暴涨

    6月11日,江西最大河流——赣江南昌段水位暴涨,沿江景观树受淹在浑浊的江水之中。受6月6日至9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赣江水位持续上涨。据江西省水文局消息,11日17 [详细]

  • 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亟待深化

    我们要整理和诠释人类历史上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就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思想的载体、哪些是重要的文本,以及“思想”的研究包括哪些资源。目前国际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叙事方式,仍是较为传统的“列举人头”法,摘录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关于国际政治的文字,按照时 [详细]

  • “哪怕只剩一个孩子,我也要坚守”(爱国情 奋斗者)

    20多年来,白玉国教过的100多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孩子们的成绩连续多年在全乡10多个村小(教学点)中名列前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话音落罢,孩子 [详细]